《革命者》劇照

　　任何一部嚴肅的歷史題材影視作品的創作，都會遭遇一個無法回避的難題：面對開啟了“上帝視角”的當代觀眾，應當如何摒除歷史目的論的先入為主、讓觀眾能夠重新進入和理解那段歷史？以李大釗為主要人物的影片《革命者》通過影像敘事將我們帶入那段錯綜復雜的歷史，通過風格化的敘事和高濃度的情感，成功地創作出有血有肉的革命先烈形象，也讓我們體會到歷史宏觀進程之下感人至深的微觀細節和堅韌不屈的個體生命。

　　以藝術想象的方式貼近并呈現歷史人物的真實狀態

　　如何把握歷史真實和藝術創作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真實改編類的傳記片的創作難點。而對于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來說，這一難點帶來的各方面的挑戰更高，影片既需要符合觀眾對于歷史人物的基本認知，同時還要結合影視藝術規律進行表現形式的創新和歷史情節的改寫。前些年，若干傳記片和主旋律影片中對于真實人物的改寫都引發過爭議，甚至引起了改編原型和烈士后代的抗議。對于《革命者》這部電影來說，在建黨百年的特殊歷史方位下書寫李大釗這位黨的重要創建者的人生故事，其所面臨的創作壓力，可想而知。

　　創作者采用的方法，是用藝術想象的方式貼近并呈現人物的真實狀態。

　　影片的第一個段落，就通過相似性剪輯，將李大釗在獄中的場景過渡到他對于開灤煤礦工人運動的回憶中去，為這個人物的塑造奠定了歷史方位和內在動力。影片演繹了李大釗發表于1919年3月9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每周評論》上的《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將他在礦區兩天一夜調研后寫就的文字“在唐山的地方，騾馬的生活費，一日還要五角。萬一勞動過度，死了一匹騾馬，平均價值在百元上下……一個工人的工銀，一日僅有兩角，尚不用飲食。若是死了，資主所出的撫恤費，不過三四十元。這樣看來，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騾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騾馬的生命”，改寫為他面對年輕人的憤怒的講演，通過影像化的處理更具沖擊力地表現出李大釗對于礦難受難工人家屬的痛切的同情。

　　在豐富史料的支持下，這部影片在敘事和風格上的最大嘗試，是在李大釗被執行絞刑前的38小時的線性時間中，插入了對于理解這個人物至關重要的倒敘情節和人物關系。這種風格化的選擇體現出影片的監制管虎和導演徐展雄的創作魄力，賦予了主旋律歷史故事以新的影像氣質，讓李大釗的生平在電影中具有了揭秘性和緊湊感。影片在內容上也極力還原李大釗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狀態，這和敘事上的風格化努力，一并讓這位在中國革命史上耳熟能詳的人物有了陌生化的呈現。也因此，《革命者》中的李大釗既有真實感，也頗具傳奇色彩，在滿足戲劇性功能的同時映襯出他的堅定信仰和家國情懷。

　　以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展現風云際會中的歷史情境

　　除了對于人物真實感的塑造之外，歷史題材影片還需要塑造出獨特的歷史情境，為人物行動提供合理舞臺，并以歷史情境表征影片主題。《革命者》對于歷史情境的展現，是通過人物關系的方式來呈現的：各路大小人物如走馬燈一般出現在李大釗的生命中的不同時刻，而這些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也正是現代中國歷史風起云涌的最佳投射。

　　在這些人物關系中，最具有傳奇色彩的是張學良和蔣介石兩個段落。1910年代，少帥張學良背著父親到上海租界的十里洋場快活，意外目睹了洋人行兇、槍殺報童。年少血性的他在現場試圖出手但被副官緊緊抱住，第二天，他在車內擦拭手槍，準備用自己的方式討回公道。也正是在即將出手的這個時刻，張學良目睹了李大釗帶領的工人和勞動者團體抗議示威，成功地讓租界交出了殺人犯。離開前，李大釗向周圍參加游行的群眾抱拳施禮，張學良大受震動，遠遠還禮。這個戲劇性演繹的故事段落回避了歷史學家們對于張學良在李大釗案中具體角色的爭議，既展現出李大釗身上“燕趙慷慨悲歌之士”的急人之難的性格，也展現了帝國主義對當時中國的壓迫給所有國人帶來的強烈震動。

　　李大釗與蔣介石的人物關系的呈現，則是對于李大釗1922年第一次赴上海面見孫中山，以及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史實進行的二次創作。這個故事段落從平靜的京劇堂會中開始。剛剛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正在觀賞京劇表演，接受滬上士紳的恭賀，張作霖商討如何處置李大釗的電報在此刻被侍從送到面前，蔣介石回憶起他和李大釗之間的賭約。影片閃回到1922年李大釗第一次拜見孫中山的場景，蔣介石受命隨車迎接李大釗去孫的住處。進門前，蔣介石突然提出，孫中山先生不會接受共產黨的建議，提議和李大釗就這個話題賭一把。1924年，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李大釗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重要演講，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但僅僅三年后，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將中國革命再次帶入黑暗。電影將堂會的京戲和上海各地的屠殺平行剪輯，歌舞升平和腥風血雨之間的對比也充分塑造了蔣介石的內心世界。最終，堂會結束后，他在電報上寫下八個大字：“不殺此人，后患無窮。”這個段落不僅進一步決定了李大釗的最終命運，這一時期更大范圍內的歷史進程和若干關鍵角色，也都得到了切片式的呈現；影片也因此跳出了人物故事的單一脈絡，將觀眾投入到跌宕起伏的大歷史之中。

　　以飽滿情感鏈條為觀眾提供深入感知人物的契機

　　“以人物為中心”是近年來新主流影視作品的重要創作經驗。《革命者》成功還原了李大釗這一人物身上飽滿的情感狀態和精神世界，鮮明的人物特點讓革命先烈變成了有血有肉的個體，也為觀眾提供了深入感知人物的契機。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李大釗并非是一個道德圣人，他的恐懼和痛苦在影片中同樣得到了展現，這離不開張頌文對于李大釗這一人物的表演塑造，尤其是對于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致把握和細膩呈現。其中最令人動容的一場戲當屬“三·一八”游行的段落。面對軍警對天鳴槍的恐嚇，李大釗向游行隊伍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演講：面對槍口，當然害怕，但正是因為害怕，國已不國。他帶領年輕人迎著槍口前行，而軍警最終對游行的群眾鳴槍，造成慘案。被槍托打暈的李大釗獲救，但看著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眼前逝去，李大釗痛苦而無奈地一遍遍呼喊，“我們沒有槍，我們沒有槍”。張頌文將這種撕心裂肺的痛苦表現得淋漓極致，革命進程中的血淚教訓也不再是教科書中的白紙黑字。

　　在引發觀眾的共情的基礎上，《革命者》以人物為核心、通過完整的情感鏈條，展示出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領導者的歷史必然性。從李大釗與慶子等小人物之間的誠摯友誼，到他努力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工人群體和阿晨這樣的小報童發聲，再到不懼犧牲帶領青年群體和工人階級反抗暴政和壓迫——正是這樣一條貫穿影片始終的人物情感線索，塑造出李大釗這個活生生的革命者的形象，也成功講述了中國革命的生動故事。

　　（梁君健 作者為清華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