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結構經濟學

發表于:2021-07-12 16:15:43

本文為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大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國家發展系列講座”的主旨演講。以下根據演講內容整理。

 

今天和各位談一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結構經濟學,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起因。事實上,中國的快速發展是大變局產生的重要推動因素,因此第二點就是,為什么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能取得快速發展,尤其中國的發展與西方理論之間的關系,為什么要對西方的經濟學進行反思。最后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核心與在百年大變局時代的應用。

百年變局的起源及走向

講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先要從百年前的歷史開始。一百年前的20世紀初,中國還深陷苦難之中,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八國聯軍時期的“八國”,是指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和奧匈帝國八個工業化國家。它們是當時世界的主要經濟體,其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占世界總量的50.4%,其中美國占比15.8%,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大國。

2000年,世界出現了八國集團。這時的“八國”是指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羅斯八個工業化國家。八國聯軍時期的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衰落并瓦解,最終退出世界舞臺的中央。加拿大則發展迅速,在二戰后躋身先進工業化國家。最后形成由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組成的七國集團,后來俄羅斯加入,成為八國集團。

八國集團的經濟規模,在2000年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占世界的47%。這意味著,從1900年至2000年的一百年里,世界經濟總量中有一半左右都被八國占據。經濟是基礎,決定了這一百年里的世界政治格局被這八國主導。

美國是其中的典型。美國的經濟規模在1900年占世界總量的15.8%,2000年增至21.19%(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已達30.6%)。回顧整個20世紀的世界主導國家,一戰前是英國,二戰后是美國。盡管在二戰以后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對峙局面,蘇聯解體后,美國則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冷戰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由七國集團主導。冷戰后,七國集團吸納了俄羅斯變身為八國集團,繼續主導世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八國集團的全球領導力式微,此時二十國集團誕生。到了2018年,八國集團的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降到世界總量的34.7%,勉強超過三分之一。至此,八國集團失去了主導世界政治格局的經濟實力,世界由此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變局的發生主要源于中國的崛起。

從1978年到2020年,中國在這42年里的年均增速為9.2%。1978年,中國經濟占世界的比重僅為4.9%。盡管當時的經濟規模排名世界前十,但人均GDP非常低,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到2014年,中國的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全球影響力顯著上升。

與此同時,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在下降,美國認為其世界霸權地位受到中國的威脅。因此,奧巴馬提出“重返亞太”,把美國在地中海的艦隊重新部署到太平洋來。特朗普上臺后更是不斷加碼,針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科技戰。如今拜登上臺,中美之間斗爭的方式可能會變,但斗爭的本質不會改變。美國會繼續利用它在技術和軍事上的優勢來壓制中國,這已經是美國兩黨的共識。

中美兩大經濟體如同兩頭大象,一吵架就會給世界帶來各種不確定性。之前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格雷厄姆?埃里森教授用“修昔底德陷阱”來形容中美關系的變化。“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源于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研究,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既有的霸主,既有霸主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公元前5世紀,靠海外貿易逐漸強大起來的雅典威脅到當時的強國斯巴達的霸權,兩國由此爆發了長達30年的戰爭。當下的中美關系和歷史上雅典與斯巴達的情況相似。埃里森教授的研究發現,從16世紀初至今,世界上總共發生了15次“老大”與“老二”大國位置互換的情況,其中有11次爆發了戰爭,其余為和平過渡。

但我認為中美之間發生戰爭概率非常低因為一方面中國和美國都擁有核武器,戰爭的后果一定是兩敗俱傷,所以除了瘋子應該沒有人會輕易發動戰爭。未來的中美關系,更有可能摩擦不斷,但打不起來。

另一方面,從經濟學角度來講,中美之間有很深的貿易和合作,即使是冷戰,對美國的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也將十分不利。美國高科技企業要維持領先地位,需要有巨大的投入,技術取得突破后能創造多大的利潤取決于市場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目前已經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市場,且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美國的高科技企業一旦放棄中國市場,那么企業就可能從高盈利變成低盈利,甚至會虧損,科技研發的高投入就難以維持,科技領先地位就難以保持。

中美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不高,但關系緊張是難免的。中美貿易本是雙贏的結果,然而,美國寧可犧牲貿易上的利益也要壓制中國,甚至不惜搞貿易戰、科技戰,明知道損人不利己,但出于政治的需要,還是不斷限制美國企業和中國的貿易往來。

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會持續多久呢?特朗普和拜登都曾表示,永遠不允許中國超越美國。這意味著,如果中國永遠落后于美國,中美關系也就會相安無事。但是,發展是基本人權,中國人民有權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從聯合國憲章來講,每個國家也都有追求發展的權利。因此,在美國不放棄霸權、中國不放棄發展權的前提下,我判斷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可能會一直延續到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中國人口是美國四倍,中國整體經濟規模達到美國兩倍左右的時候。到那時,整個世界就有可能恢復至一個穩定、和平的新格局。

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時,中國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個城市加上東部的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五省,其人口總數、經濟規模和人均GDP將與美國相當,這也意味著中國這三市五省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代表的科技和產業先進程度與美國相當。到那時,美國對中國而言就不再具有科技和產業優勢,也就失去了卡中國脖子的能力。而且,中國中西部大約還有10億人口,人均GDP屆時還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仍然處于追趕階段,發展速度會比美國快。

我認為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時,中美關系就會趨于正常化,原因有三:

首先,美國到那時將失去卡中國脖子的手段;

其次,中國的經濟規模已是美國的兩倍,美國再不高興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最后,中國是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市場,美國為了國內的就業和經濟發展不可能離開中國市場,必須處理好和中國的關系。

因此,到那時美國只能接受中國的壯大。

這樣的例子已經出現了,比如德國。美國一直希望聯合歐洲國家一起圍堵中國,但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21年4月7日致電習近平總書記時清楚地表明了德國的立場,德國要繼續加強和中國的經貿合作。原因在于中國是德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是德國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

再比如日本,日本是八國聯軍和八國集團中唯一的亞洲國家,是整個20世紀的亞洲最強國。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日本右派剛開始也不高興,制造釣魚島問題,試圖打亂中國發展的節奏,中日關系也因此降至冰點。但現在,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日本的2.8倍,日本離不開中國市場,再不高興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于是中日關系目前又趨于正常。

中國能否繼續保持高速發展

如前所言,世界要迎來穩定和平的全新格局,需要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那么,中國有沒有繼續保持高速發展的可能?這要從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發展實踐中去尋找答案。

中國在轉型期經濟體制中存在一些問題,以至于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崩潰論”此起彼伏。但40多年過去,中國經濟不但沒有崩潰,反而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并且是唯一沒有出現過經濟危機的國家。

為什么中國經濟有很多問題,卻仍能快速發展?只要找到背后的真正原因,我們才可以判斷中國經濟到底有沒有繼續高速增長的可能,有沒有實現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的可能。

經濟增長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果,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主要依靠技術不斷創新與新產業不斷涌現。

在18世紀工業革命以前,美國和歐洲國家經濟發展較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速只有0.05%。由于當時的技術發展主要依靠人的經驗,中國經濟發展憑借人多、經驗多的優勢領先于西方。但在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歐美國家的經濟增速提高了20倍,達到每年1%,并在19世紀以后達到2%。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沒有實現經濟技術的快速變遷和產業的快速升級,所以他們的收入水平就跟發達國家越拉越大。到1900年,世界上形成八個發達工業化國家,其經濟規模占到全世界總量的一半。

技術創新是指現在使用的生產技術比以前的好,產業升級是指現在的產業附加值比過去的高。工業革命以后,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一直位居世界前列,這意味著他們的技術和產業發展也一直處于世界前沿。因此,發達國家要完成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能依靠自己發明,而發明投入大、風險高。

發展中國家則不同,作為后發國家,擁有后來者優勢,在發展過程中可以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產業作為創新的來源。這比依靠自主發明創造的成本要低很多,風險也小很多,因此可以比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一些。但到底能快多少,無法從理論推斷,只能從經驗上來判斷。

從歷史經驗來看,二戰后有13個經濟體每年保持了7%以上的增速且持續了25年或更長的時間。當發展中國家以高于發達國家兩三倍的經濟增速發展并且維持2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就會快速縮小與發達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改革開放后,中國就是這13個經濟體之一,充分利用自身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和產業上的差距,促使經濟快速增長。

那么,中國在未來是否還具備這樣的增長潛力?目前為止,歷史上的確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利用后來者優勢像中國這樣持續發展這么長時間。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快速發展了二十幾年后增速放緩,其中還包括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影響等。比如人口老齡化嚴重的日本,其增速目前已跌至1%上下。因此,有些學者認為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在未來不可持續,中國的經濟增速會回落到3.5%左右。

關于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認為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受到的影響也不同。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已經處于領先地位,經濟發展靠自己發明技術和人口增長,人口老齡化導致人口不增長,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從3%-3.5%降為2%左右;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產業的基礎上,即使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不增長,但我們可以把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的產業轉向高附加值的產業,促進經濟持續發展。

關于后來者優勢可持續的時間,我們可以參考一些歷史上的例子。2019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4128美元,而日本、德國、韓國的人均GDP達到14128美元左右時,其增速就明顯下降了,比如德國在此后降至2.3%并且持續了16年。于是很多人覺得,既然發達國家的情況如此,那么中國也不會例外。

然而,我認為關鍵是看我們還有沒有后來者優勢,而不是簡單依據收入的絕對值做判斷,收入的相對值才決定著后來者優勢。從收入相對水平來看,當人均收入達到14128美元時,德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美國的72.4%,日本已經達到美國的69.7%,兩國已經躋身最發達國家的行列,意味著技術和產業創新都只能依靠自身的創造發明,沒有后來者優勢可以利用,經濟發展自然放慢。

中國在2019年人均收入達到14128美元時,人均GDP只占美國的22.6%,只相當于德國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韓國在1985年的經濟發展水平。而這三個經濟體在相應時點之后的16年,經濟增速分別達到9.4%、9.6%和9.0%。當時這三國的人口也在增長,如德國平均每年增長0.8%,日本為1%,韓國為0.9%,中國目前只有0.3%甚至不久將降至0。但即便考慮人口問題,中國在2019年后的16年仍然還有8%的增長潛力,更何況中國還可以將勞動力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即便再考慮碳中和、貿易戰和科技戰等因素,我相信中國從2019-2035年在8%的增長潛力下實現6.0%左右的年均增長,從2036-2050年在6%的增長潛力下實現4%左右的增長,也都游刃有余。

照此發展,中國人均GDP會在2025年超過12535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將是重要的里程碑。

目前為止,全世界高收入國家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18%,而中國人口比世界總人口的18%還多一點,這意味著2025年后,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將翻一番。到2030年,即便按照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也將超過美國。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會在2020基礎上翻一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38900美元(以2019年美元匯率計算)。美國2019年人均GDP為65000美元,預計2049年人均GDP將達到91000美元,比中國人均GDP的2倍高一點。但是研究經濟的人都知道,我們只要維持比較高的增長率,勞動生產力的增長速度就比美國快,人民幣就可以保持長期升值。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我相信中國人均GDP在2049年達到美國一半的情況可以實現。

因此,只要中國充分利用后來者優勢完成技術和產業升級,就能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世界格局也會進入新的穩定階段。

對發展經濟學的反思

如何繼續把握后來者優勢呢?中國有句話叫“思路決定出路”,其實外國人也這么認為。凱恩斯講,一個國家發展得好與否,起決定作用的是思路。思路源于理論對現實問題的認知,由理論決定,也由我們的世界觀決定。

后來者優勢不僅中國有,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但為什么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成功利用了后來者優勢?主要原因在于,二戰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抱著“西天取經”的心態,盲目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模式。但我要特別強調,目前為止,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獲得了發展的成功。

我們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新結構經濟學,首先需要對現有的理論進行反思。學習理論的目的是認識世界,讓我們能夠解釋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背后的原因,然后去指導我們的決策,包括政府的政策和企業的發展決策。但如果我們學到的理論不能解釋我們發現的問題,或是我們根據這個理論制定的政策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那么我們就應該反思這個理論。

2008年以來,國際上對現代主流經濟學有很多反思,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不僅未能預測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且自身經濟增長的速度也下降明顯。從數據上看,2008年危機之前,發達國家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速度是3-3.5%,但如今十多年過去,在現代經濟學指導下被認為恢復得最好的美國經濟,2019年經濟增長率也只有2.7%,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變成了負數,今年也許有所恢復,但后續可能要回落到2%左右,相比原來的3-3.5%下降了近50%。其他發達國家的恢復還不如美國。

這也是國際經濟學界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非常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有很多反思的原因,而且也不是對經濟發展理論的第一次反思。此前,西方就已經對發展經濟學有過反思。發展經濟學誕生于二戰以后,當時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獨立自主追求國家的現代化。為實現現代化,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子學科——發展經濟學。

第一代發展經濟學一般稱之為結構主義。當時,這些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獨立,都希望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國家可以跟發達國家一樣強,也就是民富國強。當時經濟學界和政治領導人都認為,如果要和發達國家一樣富強,就要擁有一樣的高收入水平和勞動生產力水平,進而就必須建設和發達國家一樣的先進產業。二戰后,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產業大都是資本密集、規模很大的現代化產業。于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一致決定優先發展資本密集、規模龐大的現代化產業。然而這些產業在市場中無法自發地發展起來,因為有很多的結構性障礙,市場無法有效配置資源,會出現市場失靈。要克服這些,就必須由政府主導建設。

由于發展中國家原來的現代化工業制造品都是從國外進口,出口產品一般都是礦產資源、農產品,按照當時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這些工業化產品不再進口,改為自己生產,故也稱為“進口替代戰略”。在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指導下,發展中國家靠政府的投資拉動普遍取得了5-10年的快速增長。但是,這些新建立的現代化產業沒有效率和競爭力,只能靠政府持續的保護補貼維持,導致整體經濟發展并不好。到上世紀60-70年代,這些國家不僅收入水平沒有提高多少,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還越來越大,并且產生不少危機。

所以,被稱為結構主義的第一代發展經濟學,對解釋發展中國家為什么落后,在邏輯上看起來非常清晰,也很有說服力,但據此理論制定的政策和實施結果普遍失敗,所以要進行反思。

因為結構主義失敗,西方經濟學界反思的結果是在上世紀70年代產生了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政府對經濟有太多的干預和扭曲,造成資源錯誤配置,效率低下,尋租腐敗頻發,收入差距擴大。這種觀點的邏輯也非常清楚,很有說服力。于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盛行,中國國內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信奉者。

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源于政府干預,要解決問題就應該建立和發達國家一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價格完全由市場決定,也即完全的“市場化”。同時,企業應該自負盈虧,因此必須把原來的很多國有企業私有化。并且在宏觀上,政府應該維持經濟穩定,不能有高的通貨膨脹,這就要求政府財政預算必須平衡,不應該有財政赤字。簡單講就是,發展中國家最好進行市場化、私有化、政府財政預算平衡,宏觀穩定化,以建立和發達國家一樣運行良好的市場體系。

1992年,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后來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和美國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寫了一篇文章,指出經濟學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轉型出乎意料地有了一個“共識”,即要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成功,必須采用“休克療法”,將“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穩定化同時落實到位。

然而,照搬“華盛頓共識”的發展中國家最后都出現了經濟崩潰、發展停滯和危機不斷的情況。數據表明,上世紀80-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上世紀60-70年代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時期,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更慢,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所以,有些經濟學家把上世紀80-90年代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這二十年,稱為是發展中國家“迷失的二十年”。

由此,新自由主義跟結構主義遭遇同樣的命運:對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解釋起來頭頭是道,邏輯上滴水不漏,但遵照執行的結果正好相反。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二戰以后也有少數幾個本來落后的經濟體經濟發展得不錯,但他們推行的政策如果用西方主流理論來看都是離經叛道。

這些發展得不錯的經濟體首先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即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到上世紀80年代,這四個新興市場經濟體已經成為新興工業經濟體,到如今則已經全部都是高收入經濟體。

如果以上世紀50-60年代的主流結構主義來看,亞洲四小龍的政策大多是錯誤的,這些經濟體并沒有一開始就建設現代化的大產業,相反,都是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的小規模制造業開始。它們也沒有追尋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而是以出口為導向。當時的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這種發展模式怎么可能趕上發達國家?但事實證明,看似采取錯誤政策的這幾個經濟體反而趕上了發達國家。

其次是現在發展得比較好的中國、越南、柬埔寨等轉型中國家,以及70年代初就開始轉型的非洲毛里求斯。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采納“休克療法”時,這幾個國家普遍采取了“漸進式雙軌制”,一軌是保留國有,企業仍由政府控制;另一軌是走向市場經濟,放開市場,發展民營企業。雙軌意味著市場與計劃并存。

當時在新自由主義看來,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像中國這種計劃與市場并存的雙軌制經濟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理由是計劃和市場同時存在,腐敗空間大量擴張,政府干預經濟,資源錯誤配置的可能性也會大大增加。可如今看來,這幾個從理論上似乎最糟糕的轉型經濟體,反而都取得了成功。

也有人認為,亞洲四小龍一開始就是市場經濟,中國、越南、柬埔寨等也是從計劃經濟往市場經濟轉型,因此,新自由主義似乎是對的、有效的。但新自由主義無法解釋的是,中國和這些轉型經濟體不是所謂的“有限政府”,只管教育、健康和社會秩序,而是積極有為的政府,對經濟有很多干預,包括宏觀調控、產業政策、發展規劃等等,更像是結構主義所倡導的政府。因此,這些后發經濟體的成功,用傳統的結構主義和后來的新自由主義都無法很好地解釋。

一開始我就講過,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但到現在為止,用發展經濟學理論指導的經濟體都不成功,而成功的幾個經濟體執行的都不是這些理論所倡導的政策。因此,我們需要一個理論能夠解釋為什么中國在存在那么多問題的同時,還能有那么快的發展,同時也能解釋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成功與失敗。在對問題的進一步反思中,我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也是第一個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創新。當然,并不是發展中國家此前還沒有經濟學學者提出過新的理論,但擁有完整體系的理論尚未有過。

  新結構經濟學

我的新結構經濟學在1988年初步形成完整的理論框架。今年是新華社《瞭望周刊》創刊40周年,前幾天他們提到在1989年采訪我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經提到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路,后面30多年都是基于這個理論思路的分析和應用。絕大多數聽我講過的人都表示應該早一點聽,早一點相信,特別一些做企業的朋友說,如果早一點按照我的理論判斷的方向去做,企業會發展得更好。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既需要新結構經濟學這樣的理論創新,同時中國經濟也為新結構經濟學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場景。

我常常講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回歸亞當?斯密。我指的并不是回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結論,比如分工很重要、國際貿易自由化很重要,或者要依靠市場中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源等,我強調的是回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看他是怎么得出這些結論的。

我們講讀書要“明理”,但是我覺得不夠,因為理是不斷在變的,更重要的是學會“明明理”,就是要擁有自己觀察現象、自己總結經驗的能力,學會抓住問題的本質和決定因素。亞當?斯密的研究辦法,就是觀察現象的本質,探索現象背后的決定因素,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釋,而不是套用前人的理論。我研究新結構經濟學也是采用亞當?斯密的辦法。

對發展經濟學而言,想研究的問題是怎么讓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窮國怎么變成富國,富國怎么變得更富。

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長是現代現象。18世紀以前,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常慢。根據一些經濟史學家的研究,18世紀以前西歐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每年只有0.05%,以此速度,人均收入1400年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后,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突然從0.05%變成1%,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也從1400年變成70年。而從19世紀末到現在,西歐和北美發達國家的年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又翻一番,從每年1%變成每年2%,加上人口增長,每年增長在3%-3.5%之間。

現代經濟增長突然加速,最主要的原因是18世紀中葉以后出現的工業革命、技術創新以及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讓勞動生產力水平快速提高。同時,伴隨現代化技術和產業的涌現,規模經濟越來越大,電力、道路等基礎設施的需求越來越多,金融投資和風險也越來越大,催生了現代金融、現代法律等等。所以,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這個結構既包括影響生產力水平的技術和產業結構,還有道路、電力、港口、通訊等硬的基礎設施和法律,以及金融等各種軟的制度安排。

所以,收入水平不斷提升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能夠實現靠的是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等結構的不斷變遷。要進一步思考的是,這些結構及其變遷又是什么因素決定的?

新結構經濟學在了解了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以后,采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也即結構不斷變遷的決定因素是什么,背后是什么在推動。按照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這一理論應該稱為結構經濟學,但由于發展經濟學的第一代是結構主義,為了區分,我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這種命名方式也有先例,上世紀60年代,諾斯倡導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變遷,本應叫制度經濟學,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有一個制度學派,諾斯為了區分,稱自己的研究為新制度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的“新”也是這個含義。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每個時點給定但隨時間可以變化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和由其決定的比較優勢不同,只有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才能有最低的要素生產成本,如果再有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與之配套,交易成本就會很低,因而能夠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收入水平高,這樣的結構決定了它們發展資本和技術高度密集的現代產業有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因為收入水平低,資本短缺,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一般都是勞動力或資源很密集的產業。

新結構經濟學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微觀基礎——企業自生能力。

什么樣的企業才有自生能力?一個有正常管理的企業,如果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不需要政府保護補貼就能獲得社會上所能接受的利潤率,就有自生能力。如果企業管理沒問題,那么在什么條件下才有自生能力?前提是所在的產業符合本國的比較優勢,并且本國有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配套。相反,違反比較優勢的企業就不會有自生能力,因為要素成本太高,在開放的市場中往往競爭不過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和企業,也就不能獲得社會可以接受的利潤率。

發展經濟學要研究和解決的本質問題,就是如何能使一國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增加財富,從而民富國強。對此,新結構經濟學的邏輯很清楚: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須提高產業技術水平,產業技術水平內生于要素稟賦結構。因此,要想從生產率水平低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或者資源密集型產業,進入到收入和技術水平更高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前提條件是改變要素稟賦,要從資源或勞動力比較多、資本相對短缺的狀態,變成資本比較多、勞動力或者是資源比較少的稟賦狀態。如此才能改變比較優勢,進而改變產業結構,提升收入水平。

同樣的道理,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不斷改變的同時,還必須相應地完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配套,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使要素成本優勢最終變成總成本優勢,也就是開放市場中的競爭優勢,形成國際競爭力。

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的切入點。據此分析,一個國家要發展,要想實現民富國強,就要通過提升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不斷升級來實現,但是要想提升產業和技術結構,必須先改變要素稟賦結構,而最好的改變之策,就是在每個時點上都根據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這是發展經濟最好的方式。這樣做,要素生產成本會最低,如果有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和制度配套,市場交易成本也會最低,就會有最大的競爭力。有最大的競爭力就能搶占最大的市場,創造最多的剩余。資本來自于剩余積累,有最大的剩余就能有更多的資本積累,而且,按照比較優勢進行投資,資本的回報率也會最高,資本積累的意愿也會最大,因此資本稟賦可以增加最快,這將逐漸讓資本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

發展中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產業和技術的升級可以通過引進來實現,使創新成本和風險相對更低。畢竟,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在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主發明,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借力引進,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和風險會比發達國家小,相同的周期內就可以比發達國家走得更快,從而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

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

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這是經濟學家的語言,怎么讓企業家能夠自發地遵循新結構經濟學的這種思路來做產業和技術選擇呢?這就必須有合適的制度安排。

企業家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追求利潤,要想讓企業家追求利潤時的選擇與整個社會的最佳選擇一致,就要有一套能反映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舉例來講,當資本相對少的時候,資本就應該貴一些;勞動力或者資源相對多的時候,勞動力、資源的價格就相對低一些。企業家為了利潤最大化,就會選擇進入多用廉價勞動和資源、少用昂貴資本的產業,并采取相應的技術來生產。如果有這樣的相對價格體系,當資本變得相對豐富、相對便宜,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變得相對短缺、昂貴,企業家也就同樣會選擇進入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用資本相對密集的技術來生產。

只有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要素的相對價格才能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因此,要想讓企業家自發地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選擇技術,前提就必須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

市場很重要,但只有市場是不是足夠?政府要不要發揮作用?

我們知道,經濟發展不是資源的靜態配置。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資本會積累得很快,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也都會變化很快,要不斷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往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在升級過程中,除了有愿意冒風險的企業家,也必須有政府能給他提供激勵補償,以及新產業所需要的硬的配套基礎設施,還有金融、人力資本、法律等各種軟性制度安排的與時俱進,這些都不是企業家能做的。如果沒有政府基于科學認知的有為,即便有企業家愿意冒風險,主動產業升級,但交易成本可能太高,使要素稟賦優勢無法真正變成市場中的競爭優勢。因此,創新企業家的成功還必須有一個因勢利導的有為政府。

理論只是一套邏輯,是否可接受還要經得起真實世界經驗的檢驗。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2001年度諾獎得主)所主持的增長委員會研究了二戰后200多個經濟體中的13個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這些經濟體都實現了平均每年7%或更快的發展,并且維持了25年及以上。這13個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特征:第一是開放經濟,第二是宏觀相對穩定,第三是高儲蓄、高投資,第四是市場經濟,第五是都有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

這個報告引起很多關注,邁克爾?斯賓塞也被非洲、亞洲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邀請做報告、提供咨詢。這些領導人問他,根據這項研究,到底有沒有一個藥方,照做就能成功。邁克爾?斯賓塞回答說,這五個成功的特征只是藥材,但沒有藥方。我們知道,如果只有藥材,沒有藥方,并不能治病,藥量不對,補藥可能變成毒藥。

其實,新結構經濟學提出的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就是藥方。因為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建議,經濟發展成功有兩個制度前提,一個是有效的市場,一個是有為的政府,這就是增長委員會總結出來的第四和第五項特征。其余三項則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結果,因為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必然是符合比較優勢的多生產并出口,不符合比較優勢的不生產或少生產并進口,所以會是一個開放經濟。同時,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企業有自生能力,整個經濟有競爭力,宏觀上自然比較穩定。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前面已經討論過了,會有最大的剩余,投資回報率也會最高,自然會有高儲蓄和高投資回報率。因此,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思路,與二戰以后成功經濟體背后的追趕之道完全吻合。

前兩代發展經濟學理論為什么邏輯上聽起來很有力,但照做都會失敗?對此,新結構經濟學也能給出解釋。

結構主義沒有認識到,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是內生于其要素稟賦結構,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其產業結構的差異也是內生的,是由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的。發展中國家普遍缺資本,發展資本密集的產業就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當然只能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存在。而且政府的保護補貼會帶來各種干預和扭曲,即使能夠把產業建立起來,也會有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

新自由主義或者說“華盛頓共識”有那么多知名經濟學家支持,為什么也在現實中遭遇失敗?原因有二:第一,沒有認識到保護補貼也是內生的,內生于保護補貼違反比較優勢產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需要,主張一步到位實現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但首先,資本密集的產業雇了很多人,大都還在城市,如果一下子取消補貼,企業垮臺會造成大量失業,影響社會政治穩定;其次,很多產業還涉及國防安全和國計民生,比如電力、電信,如果把保護補貼取消掉,不僅企業垮臺,國家也失去安全保障,經濟社會難以持續運轉。不僅如此,即使私有化,企業索要的保護補貼不僅沒減少,反而會更多,效率也更低,尋租腐敗更厲害。同時,他們還會反對政府針對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因勢利導的支持,于是舊的產業沒有自生能力,新的產業又無法出現,國家反而出現去工業化的情形。

少數取得成功的東亞經濟體,雖然當時被新自由主義稱為最糟糕的發展模式,但恰恰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而取得了成功。中國的漸進雙軌制轉型被新自由主義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也取得了成功。道理很清楚,繼續給那些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可以維持宏觀穩定;同時為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放開準入,政府積極因勢利導,并建設經濟特區、改善營商環境等克服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使得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能馬上獲得競爭優勢,從而穩定快速地發展,并不斷積累資本,使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步因為要素稟賦改善而變得符合比較優勢,原來的保護補貼也逐步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可以一步步去除。中國改革30多年以后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潛臺詞就是已經可以把漸進雙軌時期的很多保護補貼取消掉。

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方式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也一脈相承。

新結構經濟學秉承了唯物辯證法以每一個時期給定,隨著時間可以變化的要素稟賦這一物質存在,作為分析經濟結構的切入點和出發點,來研究經濟發展結構變遷的規律。

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包括生產力水平以及和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在現代經濟當中,生產力水平由產業決定,資本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當然就高,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或者自然資源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就低。選擇什么樣的產業由要素稟賦決定,要素稟賦結構是一個物質存在,決定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就決定了生產力水平,以及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工資水平和勞資關系等生產關系。不同產業的規模、風險特性不同,決定了合適的基礎設施和上層制度安排不一樣,另一方面,上層制度安排合適與否,也會反過來決定生產力水平的發揮和演進。

可以說,新結構經濟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論在現代經濟學的運用,同時也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式。

按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的成功案例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思路去發展的結果如何?我介紹幾個成功的例子。

第一個案例是新疆和田地區。那里是我國最貧窮落后的地區之一,有7縣1市在2015年都屬于深度貧困地區,當年當地人均GDP為1萬人民幣左右,而當時全國人均GDP已經達到5萬人民幣,當地比越南和比柬埔寨還窮。當時和田地區有250萬人口,80%以上以農業勞動為主,參與工業勞動的只占5.3%,且還有六十幾萬剩余的年輕勞動力。

2015時我去給他們出謀劃策,人多、地少、收入水平低,代表當地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改革開放初期,和田和東部的工資差距很小,和田地處內陸,交易成本中的交通成本太高,所以發展加工業不可行。到2015年時條件發生變化,和田面臨的機遇,一是當地勞動力工資水平是我國東部地區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二是西部大開發使得當地的交通基礎設施日趨完善,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使和田從后方變成了前沿。

如何抓住這些機遇?新結構經濟學倡導政府要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我建議和田像當年東部地區一樣,設立工業園招商引資,把適合當地的產業發展起來。當地政府按照這個思路,創造了十幾萬個制造業就業基地。制造業創造一個就業的乘數效應至少是3-5之間,目前和田已經開始出現勞動力緊張了。過去是當地勞動力到外地去就業,現在基本是在本地就業。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路,在全國脫貧攻堅最艱難的和田地區實踐成功了。

第二個案例是埃塞俄比亞。它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在2010年之前排在非洲倒數第三位。埃塞俄比亞的情況同樣是勞動力多且便宜。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在埃塞俄比亞發展不起來,也是因為缺少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好的技術。我對此做了研究,并在2011年3月將研究報告遞交給了埃塞俄比亞時任總理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向他介紹了中國招商引資的經驗。

梅萊斯總理在2011年8月出訪中國,開始嘗試在深圳招商,邀請當時國內的制鞋龍頭企業華堅到埃塞俄比亞參觀考察。華堅的老板張華榮當年10月就去了埃塞俄比亞,看到當地的人工工資只有國內十分之一,可以幫助企業的工資成本降低很多,而當地的勞動生產效率可以達到國內的70%左右,在產出率不變的情況下,工資成本能總體減少15%以上。當地供應鏈不好,如果把各種生產零部件從東莞運到埃塞俄比亞,物流成本從2%將翻一番增加到4%,總的算起來把工廠建在埃塞俄比亞,至少還有10%的利潤。而10%的利潤,對加工制造業而言已經很高了。

華堅當時決定去埃塞俄比亞投資建廠,并招了86名當地工人來國內培訓。2013年1月開工生產,5月華堅已經成為了埃塞俄比亞最大的出口企業,并在當年底把埃塞俄比亞整個制造業出口翻了一番。目前,華堅位于埃塞俄比亞斯亞貝巴地區的兩家大型工廠雇用了8000名當地工人,可以說為非洲創造了奇跡。

第三個案例是盧旺達,埃塞俄比亞的成功促使盧旺達也來向我們取經。2013年9月,盧旺達總統經過大使館聯系我,當時我正好在烏茲別克斯坦,但盧旺達總統非常有誠意,專門在北京多呆了2天等我,讓我很感動。我向他建議說,因為盧旺達比埃塞俄比亞更加地處內陸,所以應該發展更輕的產品。不久,當地開始設立工業園,招商引資。目前盧旺達首都的成衣廠雇工已達2000人,成了這個國家除了軍隊、警察、政府官員以外最大的就業。而且這家工廠成功后還帶動了其他成衣廠的發展。

第四個例子是波蘭,東歐第一個轉型國家。它從1989年開始按照新自由主義發展,由于缺少政府對新產業的因勢利導,該國從1989-2015年出現了嚴重的失業問題,導致政治不穩定。2015年10月,新上臺的法律工作黨政府宣布制定國家發展計劃,輿論懷疑是否回到計劃經濟?當時負責這個工作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發展部部長在報紙上撰文稱,“我們不是回到計劃經濟,我們是使用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來制定產業政策”。他在2016年提出了上述計劃。2017年,波蘭的人口占整個歐盟的10%左右,但當年整個歐盟70%的新增就業都來自波蘭。這位波蘭副總理也因此于2018年升任總理。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提出的一個理論首次變成外國政府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

結語

今天和大家講這么多,總結起來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是中國快速發展引起的,中國的快速發展使經濟規模不斷壯大,經濟總量按匯率計算也將在不久后超過美國,導致整個世界的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如果沒有中國的快速發展,那么今天主導世界的還會是那八個工業化國家。未來一段時間,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在所難免,只有中國繼續維持快速發展,才能迎來一個穩定和平的世界新格局。

中國未來還能不能維持快速發展?從新結構經濟學來看,要把潛力變成現實,需要有好的政策思路。新結構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思路:只要把中國未來的比較優勢繼續利用好,并不斷解決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和對外開放,繼續建設好有效的市場,同時發揮政府的有為作用,把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完善跟上,中國一定會實現民族復興。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路,不僅中國有希望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任何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取得和中國一樣的成功,這用傳統的話來講是實現“大同世界”,用現在的話來講是構建“共享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來源北大國發院

 

一分快3官网-官方